【大公報-專欄】曹旭東：粵港澳大灣區的兩個面向與三個層次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有兩個重要的面向，其一是面向港澳，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二是面向世界，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

　　香港面臨經濟增長瓶頸

　　港澳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不少深層次的問題仍然存在。近些年，香港發生了若幹事件，從反高鐵到「反國教」，從非法「佔中」到旺角暴亂，這些政治事件背後有其經濟、社會的土壤。香港年輕一代面臨上樓、上流、上位的難題，再加上來自內地同輩的競爭壓力，以及自由行帶來的洶湧人流的物理空間的擠壓，相對剝奪感油然而生，這些經濟社會問題與意識形態問題糾纏在一起導致矛盾頻發。

　　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香港，面臨着經濟高增長的瓶頸，動能不足，再加上狹窄的地域限制，使得經濟民生問題在其內部難以消解，澳門未來或許也會遭遇類似的問題。如何破解？意識形態問題暫時放後，先解決經濟民生問題，畢竟發展才是硬道理。十九大提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戰略性轉向，而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實現這個轉向的最重要載體。作為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大灣區積累的制度政策經驗，可以進一步推進內地其他地方的開放，加強與港澳的緊密合作。

　　大灣區除了面向港澳，還要面向世界。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珠三角地區的內部聯合，更承擔着國家任務，那就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作為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總體框架，「一帶一路」的意義不用贅言。參與「一帶一路」大灣區具有獨特優勢。

　　建設大灣區使人心相通

　　作為全球性金融、航運、物流中心的香港一直以來在中國對外開放、對外交往中扮演着超級聯繫人角色；澳門不僅是旅遊休閒中心，還有葡語國家商貿平台；深圳科技創新實力一枝獨秀，已被不少媒體稱為中國的「硅谷」；廣州是千年商都，號稱第三世界國家的「首都」。參與「一帶一路」不僅是大灣區的任務，也是大灣區提升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力的機遇。

　　大灣區建設有美好的藍圖和願景，但具體規劃的落地需要腳踏實地。筆者認為，有三個重要的層次：硬體聯通、制度對接和人心相通。

　　硬體聯通是第一個層次。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已經通車，虎門二橋即將通車，深中通道已經開工；再加上城際鐵路、跨市地鐵、高快速公路、水陸碼頭、珠三角機場群，這些基礎設施將整個珠江口各城市緊密聯接。

　　制度對接是第二個層次。大灣區建設不僅是硬體互聯互通問題，更深層的是軟性制度的銜接、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但「一國、兩制、三法域和關稅區」的核心特徵意味着建設中必然面臨制度障礙和衝突。制度差異必然影響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影響三地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有效對接，進而影響大灣區的建設效果。近幾年，中央和地方層面已經採取行動，推進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的措施。但制度對接是極其複雜的問題，涉及到方方面面各個細分領域，涉及到從中央到區縣各個層級的政府主體，這個系統工程遠未完成，沒有順暢的制度環境，大灣區無法實現真正的協同、整合、一體化發展，內地的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也必然大打折扣。制度對接應是未來工作的重點。

　　第三個層次是人心相通。政治的背後是人心，「一國兩制」不僅是法理回歸，更需要人心回歸。與硬體互通，制度銜接相比，人心相通可能是一個更漫長的過程。人心工作既要講原則，也要講方法。擱置爭議，在參與大灣區建設中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或許是最有效的辦法。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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