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專欄】朱煜:大灣區建設需創新發展理念

        粵港澳合作是內地改革開放40年的縮影，歷經若干合作發展階段，演變為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的新征程。要實現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願景，亟需轉變發展理念：從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對台灣問題形成正面示範的政治高度，審視大灣區建設的時代意義；在協調發展上要切實轉變觀念意識，從傳統的行政區競爭思維轉向功能區合作思維；依託充沛的基礎條件發展成為類似三藩市灣區的「科技＋金融灣區」，以推動製造業技術升級，重點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大灣區成果關乎國家大局

　　一、更突出社會民生層面的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是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並列，代表我國最高規格的三大區域發展戰略，從經濟功能講，其肩負挖掘港澳在投資興業、市場經濟示範、體制改革、雙向開放、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然而，在其戰略功能中，經濟功能固然重要卻非首要，戰略使命從以往強調推動港澳與內地互利合作發展，轉變為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因此，國家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要促進港澳更加積極主動發揮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助力港澳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拓展港澳居民發展空間，最終實現民心回歸。這也能對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形成正面示範，從更長遠的視角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因此，不能簡單將大灣區建設視作一個區域協調發展問題，而是事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大局。政治、社會層面的謀劃比經濟層面更為重要。

　　二、以功能區的合作思維促進大灣區協同發展

　　「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三個獨立關稅區合作，是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特徵，但其協調發展也受制於行政邊界，在區域內適用不同規則、稅制，受不同司法體系管轄，制度架構的協調與技術標準融合充滿挑戰。大灣區的市場一體化發展意味着行政邊界模糊化，最關鍵是觀念意識的轉變：從傳統的行政區競爭思維轉向功能區合作思維。

　　一方面，需要粵港澳三地更加積極主動在CEPA框架下，對消除「准入後准營」的關境後規制障礙設置明確的議題章節加以規定，對開放措施出台系統的實施細則，全面打通境外投資者在市場准入後的商事登記、經營許可、投資審批以及企業經營活動中涉及的稅收、信貸、跨境金融服務、產業政策的國民待遇、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市場監管等營商環節。另一方面，着力緩解大灣區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珠江東岸經濟實力總體強於珠江西岸；中心城市競爭大於合作，尤其在科技創新資源集聚、高端產業布局、國際航線資源分配、港口功能同質化競爭激烈，且灣區內地各城市發展程度不同，戶籍附帶的社會福利因地方資源稟賦不同存在差異，無法推動大灣區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問題不是單一的城市單元能夠解決，關鍵在於樹立合作性的功能區發展模式，灣區內各城市不再以自我為中心，封閉發展甚至以鄰為壑。

　　三、對標三藩市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基於自身發展優勢、資源稟賦、歷史條件統籌考慮，粵港澳大灣區與三藩市灣區具有高度相似性，主要體現在：首先，遠離政治中心，崇尚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其次，具有創新特質，三藩市灣區的冒險和淘金精神特質契合科技產業發展；珠三角民眾從五口通商、下南洋到改革開放中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科技創新基礎好。最後，外向型經濟主導，既有地理因素（山脈阻擋灣區與腹地聯通）作用，也有港口優勢，具備面向國際市場，配置全球資源的條件和能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條件充沛，具備後發優勢和趕超潛能發展成為「科技＋金融」灣區。

　　瞄準顛覆性原創技術

　　然而應該意識到，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網約車、共享單車等新興事物的湧現，主要得益於利用互聯網思維與技術和國內巨大的規模經濟效應進行商業模式創新，這與原創性技術創新有很大區別，我國許多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於西方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應在產業技術升級上做足功夫，充分用好製造業的「看家本領」，財政資金重點扶持以技術積累與創新為主的中小企業，專注攻關產品技術、生產工藝技術、管理技術的創新，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在此基礎上讓商業資本去追逐行銷模式、供應鏈管理、資產管理等商業模式創新；依託金融、產業鏈、科技創新的資源疊加優勢，瞄準國際科技前沿和顛覆性技術開展聯合攻關，爭取核動力、航太、海洋科學、國防資訊化等高端軍工科技等重大研發專案落戶大灣區，彌補在大灣區在重工技術領域的短板。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原文链接：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19/0309/2583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