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芮骏宇：从山海文脉看深圳的开放之路

    芮骏宇

    ●由古代海路到现代口岸，交通方式和制度环境虽有变化，联通与交往却始终是深圳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的区位作用提供了历史脉络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深圳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其所位处的珠江口东岸山海相接，历代建置、人口迁徙和水陆交通推动相连地区密切交往，为深圳走向开放积累了历史条件。

    山海之间积淀历史根脉

    珠江口东岸山海相接的自然环境对深圳的早期开发起到关键作用。深圳南头濒临珠江口，北接河网平原，近海滩涂可供采集，沿岸港湾便于舟楫停泊，内陆坡地和平原则支撑农耕。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朝廷在岭南设置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县，郡治和宝安县治均在今南头一带，今深圳地区由此进入较为稳定的郡县建置体系。隋代东官郡撤销，宝安县改隶南海郡。又至唐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迁往到涌，今深圳地区仍处于珠江口交通线上。唐人刘恂《岭表录异》留下岭南沿海采食牡蛎、以壳筑墙的记载，反映海岸物产进入日常生活的情形。依山而居，循水而行，向海取用，逐渐成为这一带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形态。

    宋代，今沙井一带的归德盐栅升为归德盐场。南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盐大使周穆为便利盐运和居民往来，主持修建龙津桥，继而在桥畔建成龙津石塔。其塔身刻有“镇海”和“龙津石塔”字样，留存至今。盐斤要由河道和桥梁运往墟市，盐民、船户、商贩也因运输和交易发生经常联系，桥和塔的兴建均服务于此。盐场之外，近海采蚝、渔业捕捞和岸边耕作共同维系沿海聚落。海产经舟船流布，粮食和日用物资由内地输入，生产过程与水陆交通相辅相成。宋元时期，深圳西部沿海的社会生活已经呈现依海生产、因路聚集、随市交换的鲜明特点。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朝廷将东莞县南部地区置新安县，以南头为县治，辖境包括今深圳大部和香港地区。“新安”一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寄寓更新治理、安定地方的愿望，也标志着这一带距其于唐代被撤销县级建置八百余年后又再重新单独设县。新安县地处珠江口要冲，县城一面承接广州府的行政体系，一面联系散布于海湾和山地之间的村落，赋役、户籍、交通和市场等方面的县域治理更为完善，山海环境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同县城、村落和市场共同构成地方发展的基本格局。

    清初迁界使新安县一度裁撤。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复界，次年复置新安县，回迁居民与此后迁入的人口共同恢复村落、农田和墟市。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新安县志》已经记载“深圳墟”，当时县内还有盐田墟、清湖墟等多处市场。嘉庆《新安县志》所记永兴桥，“东接黄松岗、乌石岩诸路，西连云林、茅州诸墟”，显示桥梁把村落、墟市和水道联结起来。人口迁徙改变了聚落分布，却没有中断此地依山临海的生产方式。由建置恢复到市场复兴，清代深圳的开发仍沿着水陆交通展开，县城、墟市和村落在货物交换中保持联系。

    海路往来拓展区域联系

    珠江口沟通岭南腹地与南海诸地，赤湾因内接珠江水道、外通伶仃洋，成为广州船舶出洋前的重要泊地。吴国光《重修赤湾天妃庙碑记》追述，张源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奉使暹罗，在赤湾立庙。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黄谏《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又记载，奉使占城、满剌加的使臣先后捐资修葺。两方碑记反映出国家使事、候风出洋、航海风险和地方营建共存在同一处历史现场。赤湾既服务往来南海的官方航程，也依靠沿岸居民的生产和供给维持。到了明清时期，赤湾庙宇屡经修葺，所留下的碑刻保存了航路变化和地方参与的痕迹，展现国家交往与地方生活通过港湾发生具体而持久的联系。

    南头、屯门和赤湾既可停泊候风，又能接续珠江水道。明清时期，今深圳大部与香港地区同属新安县，海湾两岸居民在同一县域内往来。南头城内的东莞会馆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是东莞商人在新安县设立的会所，又称“宝安公所”，可见县城商贸联系已经越出本县。港湾承接海船，渡口沟通两岸，墟市完成货物集散，来自珠江三角洲腹地的物产由此转向海上，海上输入的货物也沿水路和陆路进入村落。海路需要沿途聚落供给，又把远方的人、物和信息带入县境，逐渐形成连接岭南腹地与外部海域的交往网络。

    赤湾碑刻、南头会馆和沿海墟市展示了深圳古代交通的不同层面。港湾提供泊船条件，县城和墟市组织货物集散，沿岸村落维持航路所需的生产与供给。这些经由生产、交通和交换所形成的联系，使珠江口东岸长期处于人员、物资和信息流动之中。近现代交通体系兴起以后，港湾、墟市与县城逐步接入铁路、口岸和城市网络，深圳同外部世界的往来获得新的形式。由古代海路到现代口岸，交通方式和制度环境虽有变化，联通与交往却始终是深圳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为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的区位作用提供了历史脉络。

    国家战略开辟开放新程

    1898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成为深港界河，新安县延续已久的社会联系受到分割。次年完成勘界后，九龙关下属关厂后撤至深圳河一带，1900年深圳河关厂设立，口岸功能逐渐集中于边界。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深圳墟站汇集往来的旅客和货物，带动市场扩展；1938年省港公路通车，文锦渡又成为公路交通节点。边界改变原有联系，铁路、公路和关厂相继汇聚，深圳墟由传统墟市成长为连接广州、香港和内地腹地的重要节点。

    抗日战争时期，深圳毗邻香港且通向东江腹地，这一交通位置为文化名人大营救提供了重要条件。1941年末香港沦陷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南方局领导部署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和有关党组织开展营救行动。1942年初，游击队和沿线党组织先后护送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穿越封锁线，经深圳河、梅林坳和白石龙等地转往抗日后方。深圳河两岸的渡口、村落和山路均在秘密交通线中发挥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湖口岸于1950年正式开放通行。1953年，鉴于深圳墟邻近广九铁路、人口较多且工商业较为兴盛，宝安县将县治由南头迁至深圳墟，深圳同香港、广州及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圳长期积累的区位、交通和交往条件推动其进入新的发展进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深圳从加工贸易起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前海等重大平台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并要求深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还把坚持党对经济特区建设的领导列为首要经验，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这些重要论述表明，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和改革开放实践，成功将历史形成的通达条件转化为现代化建设成就。举办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新时代深圳的一项光荣使命，山海之间的交往脉络，也由此深度汇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进程。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epaper.nfnews.com/nfdaily/html/202609/21/content_10181921.html?origi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