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中文网】林瑞华：改革开放40年后，台商下一步往哪走？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台商在中国大陆经历了数波起伏，曾经在1980年代缔造了制造业出口的辉煌，在1990年代引领电子产业走向，而后也在服务业和文创产业发光发热。然而，随者大陆经济起飞，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台商在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压力的同时，还得面对大陆本地企业急起直追，优势逐渐丧失。今年2月大陆推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31条”），给予台资企业以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台商能否把握机遇，再创高峰，仍然取决于在关键技术上是否具竞争力。

总体来说，台商在改革开放后到大陆发展至今，大致可区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代以传统制造业为主、1990年代为高新产业西进高潮、2000年之后服务业快速扩展、2015年之后则是青年创业╱就业勃兴。当前，每个阶段的台商正面临了不同的困境。

  1980年代传统产业西进与当前困境

  首波台商西进的大潮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以制鞋、成衣、家具、五金等传统制造业为主，多为中小型企业，分布在广东东莞、中山、佛山、惠州、深圳等地。其中以帮Nike、Adidas、New Balance等世界品牌运动鞋代工的宝成集团（在大陆为裕元集团）最具代表性，高峰期的员工数曾一度接近10万人。

  当时，由于台湾的劳动、土地成本攀升，政府对环保的要求提高，加上新台币大幅升值，仅1985到1989四年间，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就从40：1升到25：1，整体趋势不利于大量用工、用地、污染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时值大陆改革开放，亟需台港资金与技术，各地政府纷纷以税收减免、廉价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台资，加上大陆劳动力众多且便宜，遂吸引此类传统产业台商群聚。早期的台商经营方式是以“两头在外”和“三来一补”进行，即原材料从境外进口、成品销到国外（两头在外），过程中只利用大陆当地劳动力进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三来一补）。这种结合台资与大陆廉价劳动成本，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做法，大大带动了广东GDP的增长，其GDP占全国排名从1978年的第五名，一路攀升到1990第一名，并长期稳居宝座。

  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开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0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提出“腾笼换鸟”，希望传统制造业能够向郊外转移，以吸引高新产业进驻，进行东莞、深圳等地的产业升级。对此，台商只有三种选择：在当地转型升级、往中国大陆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国家迁移、或是关厂走人。转型升级需要投入资金进行研发，对传统产业台商来说并不容易，目前比较多的转变是在制程上以机器人代替人工，减少劳动成本。多数台商选择迁出，尤其制鞋业、成衣业整体向东南亚转移的趋势最为明显。另外也有为数不少的台商因为二代不愿意接班，而选择将房产地产处理掉，关厂走人。

  1990年代高新产业西进与当前困境

  1990年代是台湾高新产业与电子业西进的起点，以中大型企业为主，主要聚集在昆山、苏州以及上海周边，以昆山最具代表性。最早进驻的电子大厂是沪士电子，1993年进入昆山，成为台湾第一家进军大陆设置生产基地的PCB（印刷电路板）企业。由于电子产业的特性相当强调产业链，一家下游大厂的迁移（例如富士康），通常会牵动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的上游厂商同时移动，谓之“龙头带动龙尾”；而一旦整个产业链在某一地扎根之后，当中的单一企业要迁移就相当不容易。所以，几家电子大厂的西进，就足以牵动台湾整体的电子业。

  在2000年笔记本电脑制造的鼎盛时期，全球每三台电脑就有一台是昆山制造，出货量达1.2亿台，成为世界级的IT集聚区。当时昆山经济总量的70%是由台资企业创造，由于台商贡献力度大，昆山台商协会还一度被戏称为当地的“第五套领导班子”。然而，在发展了十多年后，昆山市政府也面临产业转型的压力，希望淘汰高污然、高耗能产业，2017年年底突然祭出的《限污令》波及到270家厂商，其中也有不少台商，虽然最后暂缓实施，但可见地方政府的压力。更关键的是，国际层面的影响如中美贸易战、汇率变化等，以及大陆政府对国内科技产业的大力扶持，都让台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除了持续转型升级外，部分台湾企业选择往大陆内地迁移或扩厂，目前也有不少企业反而重回台湾，加大在台湾的投资。

  2000年之后的服务产业西进

  台商对大陆服务业的投资在2000年之后渐渐增加，包括住宿餐饮、金融保险、娱乐休闲、培训教育、医疗保健等等。不过此波的台商投资，不论在地域或类别上都相当分散，并没有统一的趋势，较难具体观察。目前服务业台商遇到的困境是，大陆获取国外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强，过去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利的业态，如培训教育、文化影视产业等，同时面临国内外同业竞争，优势不再。

  2015年之后台青创业╱个体就业勃兴

  台湾青年是大陆当前亟欲拉拢的对象，尤其是2014年台湾出现“太阳花运动”之后，大陆对台湾青年的着力更深。

  2015年“双创”政策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出现，其中也有部分针对台湾的青创基地。目前，国台办已在20个省市授牌设立了76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创业台青的业态也相当多元，包括互联网、生技、文创、设计、文化、教育等。

  今年二月，国台办更出台了“惠台31条”，希望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就业╱实习。对此，台湾年轻人的反应是热烈的，根据台湾《远见》杂志在2018年的调查，“31条”公布之后，有四成一的台湾民众愿意赴大陆发展，其中又以18到29岁年龄层的意愿最高，达到59.6％。近两年，上海台协在台北举办“世界的上海、逐梦的舞台”人才招聘会，每年都有超过上万名年轻人到场，今年共有120余家在沪台资企业提供1900多个工作岗位，竟收到6000多份的简历。另外由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等主办的“英才汇聚、沪上逐梦”台湾博士上海高校交流会，亦连续举办两年，去年开出50个名额，吸引了117位海内外台籍博士报名；今年开出70个名额，报名人数接近400人。而肩负对台重任的福建，更开出要在2020年前招引1000位台籍教师。

  台湾青年西进蔚为风潮，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数仍将成长，但由于政策才刚实行，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包括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顺畅，台青创业者往往需跑很多单位、耗费多时才能办好一件事；信息不对称，台湾年轻人难以获得相关信息；行政效率缓慢、中间人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等等，若未能妥善改进，可能反而成为负面宣传。

  大陆对台政策从“特殊”到“同一”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在不同的阶段，台商曾经缔造辉煌，也曾失意落寞，如今则是面对新一轮的机会与挑战。今年，大陆的对台政策出现史无前例的重大转变，“31条”的出台，给予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一致的“同等待遇”，同时也代表着过去“独厚”台商的“特殊优惠”将走入历史，台商再难以借着“台湾人”的身份，获得超额好处。再加上当前大陆对未来的规划，一方面已放眼全球，走出去的同时也引进不少国外企业，另一方面大力扶植本地企业，因此，台商在大陆的竞争难度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经过前几轮的淘汰与试炼，现在还能存活下来的台商，都已有不错的基底，只要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陆企与外企竞争，应能有很好的发挥空间。而新进的台湾青年虽然还未站稳脚根，但由于他们具备国际化视野与多元创新能力，经过历练，假以时日也能在某些领域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