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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 】陆剑宝:河套开发坚守“创新科技”定位

发布人:高级管理员

       港深河套协议签订,落马洲河套地区的业权、开发权和管理权等问题也得到清晰界定,无需继续争议。接下来当局应立即策动创新及科技园的开发建设。

       关于87公顷的河套地区到底需要如何发展,在1997年深圳河“裁弯拉直”形成河套地区开始已经有人评论。一种意见是官方加媒体炮製的“再工业化”,甚至还成为了施政报告,在媒体上宣传。这个观点除了可笑之外,还有误导嫌疑。香港发展工业不具比较优势: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

       “四个一批”明确目标

  第一,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和地区是靠製造业支撑的。第二,製造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在歷史上最高峰也仅佔GDP的13%左右。第三,香港製造业从一开始就依靠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的OED工厂协作。第四,香港现在寸土寸金,工业佔地面积大,不符合集约化原则。第五,香港是否再工业化与香港劳动力就业已经关系不大。一是香港的失业率一直很低,不存在依靠提供製造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现在连内地的製造业都广泛採用自动生产,工业对就业消化力减弱;三是香港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弱化青年人从事製造业的动机和意志。

  另一种意见是民间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的“画大饼”。诸如跨境商贸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医院、世界一流寺庙、世界一流博物馆、世界一流图书馆等,想像力丰富。然而,87公顷土地面积并不大,产业定位一定要具备“带动性、集约性、环保性、高端性”。因此,河套地区的“创新科技”定位要坚定。

  创新科技涉及细分领域较广,河套地区发展什么领域为好?创科局署理局长钟伟强称,河套园区主要发展四大领域:机械人技术、生物医药、智慧城市及金融科技。这值得商酌。一是概念不清晰,何谓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明显就是一个系统创新工程,并不是一个科技发展领域。何谓金融科技?是发展金融后台技术?还是支撑科技的金融工程?是“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作为产业定位,这些都是需要釐清的。二是定位不科学,创新及科技局自2015年底成立以来,是否组织过全港科研机构优势学科及科研成果的摸底和大数据分析?如果没有的话,机械人技术和生物医药的产业定位支撑理由从何而来?

  因此,创新及科技园的定位在没有对香港科研情况和市场需求的充分了解基础上,没必要“画地为牢”。

  一是“四个一批”的目标要明确。吸引一批像深圳腾讯、华为、大疆等大型科创企业在园区设立研发中心和大数据中心;带动一批国际性科创企业在园区设立中国区研发总部;孵化一批细分市场型的新兴中小型科创公司;衍生一批围绕科技创新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

  二是没必要人为缩窄产业领域。科技产业本身就具有佔地面积不大,污染程度低的天然优势。因此,创科园一开始对进入园区的科技及相关企业可以“来者不拒”,做大数量。然后“评级甄选”,提升品质。三是对香港科研机构进行排查摸底。由创新及科技局牵头组织力量,对香港八所高校及相关科研单位进行“香港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资料库”建设,引导本地强势学科在园区设立研究院/所。同时,对香港八所高校的理工类专业财政倾斜投入和加强科研成果转化评估。四是充分掌握市场对科技的需求点。由科技园公司牵头对香港本土和内地消费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如参加深圳高交会等高新科技展览,再把市场需求与科学研究对接。

  加快协调开发速度

  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表示,新园区第一座大厦落成会在七年后。如此的开发进度不仅错失大量科技成果转化机会,还可能面临两届特首的政策衔接问题。

  环保方面,河套地区本是沖积平原,因此不存在环保阻力,当局也达成园区内楼高不超过12层,以保障周边视野和对流的共识。立法会方面,涉及开发拨款时如需协调立法会成员达成共识的,应加快协调速度和加大商议频率;另一方面通过其他管道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到园区,启动土地平整工程。

  开发管制方面,香港之前开发较大型土地作发展,一般要进行规划和工程研究,加上城市规划程式中的变更土地用途等其他法定程式,整个过程动则需时11至14年,这无疑是“作茧自缚”。反观一河之隔的前海,经常往返深圳湾的港人无不惊叹其“一天一个样子”。前海自贸试验区是内地城市开发的一个缩影。其成功经验就是:“排除万难,埋头苦干,集中一切力量,动用一切资源。”“深圳速度”让深圳抓住了香港产业转移的机会、抓住了商贸转移的机会、抓住了科技创新发展的机会,按照前海目前的建设进度,又将牢牢抓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机会。若果香港还被自设的条条框框限制,即便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河套地区,也将随世易时移而优势全消。

  很多内行人都一致认为:一直以来,由于内耗和不作为,香港已经错失了很多大好发展机遇,前两次科技发展浪潮的机会都白白错失。这次港深河套地区对重新拓展香港科创产业,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一届政府班子应排除万难,全力加快河套地区的开发速度。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