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文汇网】两代学者接力整理尘封40年访谈笔记　东纵口述史有望在港出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外祖父梁培基一生共育有40個子女，家族後代中有21人加入了東江縱隊，為民族解放事業貢獻力量。我從小就聽他們講述各種驚心動魄的戰鬥與革命事跡，心中漸漸萌生了一個願望，希望有一天能把這些故事搬上銀幕，讓更多人知曉那段歷史。」1978年到1983年間，中山大學教授李以莊走訪了70多位東江縱隊老戰士，細緻記錄他們的親身經歷。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項目一度擱置。

直到2017年，在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的支持下，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鄭婉卿與一群中大學子接棒，承擔起訪談資料的電子化處理與校對編輯工作。經過不懈努力，如今原始的訪談錄音已被系統整理成60餘萬字的文稿。「這份塵封了40多年的珍貴筆記，將助力後人從親歷者的視角，重溫香港與內地在民族危難之際血濃於水、榮辱與共的崢嶸歷史。」鄭婉卿感慨表示，目前團隊正與香港相關機構溝通聯絡出版事宜，《東江縱隊口述史》有望很快在香港與讀者見面。

在中山大學南校園的家裏，92歲的李以莊坐在沙發上，身形板正，雙手所及之處放滿書籍，一幅寫着「事在人為」的書法高掛於牆上。

李以莊是梁培基的長外孫女，其母梁靄怡也是家中長女。李以莊小時候常聽母親講起外祖父的事，讓李以莊心裏埋下了進步的思想種子，她甚至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他們要抓我了，家人很擔心，就將我送到香港培僑中學讀書。」李以莊與香港結下深厚的緣分，最終成為知名的香港電影史研究專家。

原為撰寫劇本 6年日以繼夜

新中國成立後，李以莊曾在廣州市文化局文藝創作室工作，她想到將東江縱隊的抗戰故事寫成電影劇本。獲得組織批准後，李以莊從自己的家人開始採訪工作，積累素材。

那時科技還不發達，李以莊每次出門採訪，都要背着沉重的錄音機和一摞磁帶。白天錄音，晚上馬上整理出來，磁帶才能重複使用；沒有相機，她就現場速寫人物畫像。這個工作，一做就是差不多6年。可沒想到的是，採訪結束後，她調到了中山大學任教。撰寫劇本的計劃被擱置，成了她心中一份未了的牽掛。

2013年，鄭婉卿為研究香港電影史的李以莊撰寫小傳，此後兩人便常有往來。2016年的一次拜訪中，李以莊回憶起當年採訪東江縱隊老戰士的往事，還拿出了自己珍藏30多年的10多本訪談記錄手稿，表示「很對不起這些老前輩」，希望有生之年能將訪談資料重新出版。

粵語+客家話 校對難度極大

第一次見到這批泛黃的資料，鄭婉卿內心受到極大震撼，「這些珍貴的史料必須重見天日。」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隨即組織人力，先將10多本訪談記錄手稿通過掃描錄入等方式，轉化為約66萬字的電子文檔。2017年11月，經過大半年的努力，手稿全部錄入完成，並送回給李以莊校對。那時，李以莊年事已高，同時還在修改其他書稿，面對龐大的工作量有點力不從心。直到2019年夏天，鄭婉卿和另外7位同學主動承擔起首輪校對工作，「主要解決了基本的字詞錯漏問題」。

第二輪校對的難度更大，「受訪者有的說粵語，有的說客家話，很多人名地名都是音譯，需要仔細校準；另一方面，口述者的回憶沒有明確主題，顯得零碎雜亂，口語化表達和俚語較多。加上李教授記錄時使用繁體字，有一套自己的簡寫密碼和規矩，這些都大大增加了校對的難度。」鄭婉卿說，二次校對花了兩年多時間，幸好獲得廣州東江縱隊研究會的大力支持，請來老戰士及其後代審讀書稿，查證歷史資料，糾正了許多錯誤。

李以莊的採訪對象涵蓋了東縱的幹部與普通戰士，從不同角度展現了東縱隊員對戰爭的理解。除了戰鬥經歷，訪談中還有許多生活化的內容，包括工農幹部的戀愛故事；她提出想收集東江縱隊歌曲的想法後，東縱戰士們便專門召集起來開會，大家一起唱歌，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這些深度互動讓她收集到了極其豐富的素材。

通過真實故事 助增國家認同

鄭婉卿透露，正在籌備出版的《東江縱隊口述史》，記載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裏堅持抵抗的大量事跡，比如「香港抗日第一家」羅氏家族中的大哥羅雨中回憶營救被日軍擊落海中的美軍飛行員的經過；香港游擊戰士譚天講述參與國際營救美軍中尉克爾的故事；香港護士江培荃回憶在東江縱隊擔任軍醫、救死扶傷的點點滴滴等。

讀者還能從口述中，深切感受到港九大隊的英勇無畏。1943年冬，侵華日軍將香港大嶼山島團團包圍48天，島上3萬多名居民，100多名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游擊隊員與當地百姓密切配合，讓日軍一無所獲。日本指揮官給時任游擊隊指導員陳亮明的信中寫道：「我海陸空包圍你們48天，一個也沒有捉到。真是佩服你陳亮明。」

鄭婉卿說，「通過這本口述史，讀者能從親歷者的視角，重溫香港與內地在民族危難中血濃於水、榮辱與共的歷史故事，這有助於增進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

戰鬥動員竊情報 東縱女性力量非凡

在大眾的固有印象裏，軍隊與戰爭似乎向來是男性主導的領域，女性的參與相對較少。然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游擊隊中，女性戰士表現得十分活躍。以東江縱隊為例，女戰士的佔比就達到了約10%至19%。「李以莊在《東江縱隊口述史》中記錄了這些女性戰士的英雄事跡。她們在戰場上英勇善戰，又能深入群眾動員力量，還能潛入敵後竊取情報，在游擊戰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鄭婉卿說道。

易獲民眾信任 敵人監視較少

在鄭婉卿看來，與正規軍相比，游擊隊最大的區別在於資源和信息較為分散。比如，依靠民兵自發組織抵抗行動時，需要深入農村進行動員，「那時的農村跟現在不一樣，群眾聽不懂普通話，外地人也容易被一眼認出，這樣的活動太顯眼了。」鄭婉卿說，通過研讀口述史發現，農村女性往往是開展群眾工作的首要接觸對象，女戰士開展活動也更容易獲得當地民眾的信任。

「民眾樸素地認為『沒有女土匪』。」鄭婉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曾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後改編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政治委員的陳達明，在口述史中就提到過，爭取地方民眾支持的 「民運工作」 多由女性承擔。因為游擊隊意識到，發動群眾力量時，「讓女同志做思想工作比較方便，敵人對女同志的監視沒那麼嚴（陳達明口述）。」

女性在游擊戰爭中的優勢，在戰鬥中同樣有所體現。小時候曾在香港馬戲團接受訓練的女連長李玉珍，戰鬥力堪稱 「爆表」。東縱隊員在回憶中，曾提到一段關於她的真人真事：擔任衞生員時，她曾背着傷員爬到樹上，成功躲避了偽軍的追捕，其身手之矯健令人讚嘆。

鄭婉卿：「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克服了人性的弱點」

文／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鄭婉卿

閱讀李以莊採訪整理的《東江縱隊口述史》，最深刻的感受是，李教授並未刻意突出領導的權威或英雄的光環，反而着力描摹英雄人物與英雄行為背後，那些充滿溫度的人性化細節。

香港導演許鞍華執導的歷史題材影片《明月幾時有》中，演員周迅飾演的方蘭，其原型是1942年加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方蘭，她曾任女子中隊指導員，在香港負責多項工作。她曾無數次於午夜時分喬裝出行，叩響百姓家門分發宣傳單，還曾以血肉之軀護送緊要信件，在黑暗中傳遞着抗爭的火種。

當時，方蘭快60歲的母親心疼女兒的工作艱辛，於是親自上陣為女兒充當秘密交通員。其實，方蘭知道這件事情暗藏兇險，但當時她手下人手不足，安排的很多工作都沒人接手，無奈之下只能選擇讓母親來承擔風險。後來的發展，印證了她的擔憂，母親在一次送情報的途中被日軍逮捕了。

這個細節在不少公開資料中都有記載，但鮮為人知的是，為保全革命力量，方蘭放棄營救母親時的內心煎熬。在方蘭的口述中，她曾動過買通看守放走母親的念頭，因為母親的口供並無破綻；同志們也提出要實施營救，因母親被關押的派出所看守並不嚴密。可最終，方蘭還是否決了這些提議，因為行動會暴露一位偽警和一位漁民的身份，這份信任關係來之不易，一旦行動暴露，對後續工作的影響很大。方蘭的敘述始終保持着理性，但她的夥伴陳敏等人回憶，那段時間的方蘭身負重任，母親又在獄中遭受酷刑，她整日焦慮難眠，熬得雙眼通紅，夜深人靜時還會偷偷落淚。

英雄的背後有很多人性化的內容，他們願意也敢於為國犧牲，但不代表他們不害怕、不糾結。畏懼死亡是人之常情，英雄亦不例外。他們會害怕，會有弱點，只是在無數次思想掙扎後，依然選擇為理想壯烈犧牲。在課堂上，我喜歡跟學生說這些人性的真實，真實的掙扎，真實的大愛——他們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克服了人性的弱點。

東縱隊員口述事跡

溫平（香港青年）

在新界出生的溫容生，參加港九大隊時只有十三四歲。最初並不能分辨出游擊隊員的身份，一度以為從山頂上下來的七八名游擊隊員是土匪。但這群「土匪」非但沒有進民宅、搶東西，還主動給老百姓治病送藥。

後來，在一場血戰中，溫容生的戰友楊平不幸犧牲。為了紀念這位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他改名叫「溫平」並一直沿用下來。

袁庚（原港九大隊上校）

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計劃在中國華南地區登陸，日本陸軍的「王牌」波雷部隊悄悄調動數萬人部署在廣東附近。港九大隊配合盟軍作戰，將日軍部隊調動部署的情況、番號、布防等一一梳理與美軍共享。

「這些情報別人收集不了，只有靠我們的情報網，靠地下黨深入敵人後方。如果沒有游擊隊這樣的群眾關係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情報質量很高，主要是依靠廣大群眾還有地下黨員。美國人非常佩服，認為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做到。」

黃施民（香港青年）

參加抗戰時年僅十七歲，加入了港九大隊除奸小組，主要任務是了解各村與日本有來往的漢奸，阻止漢奸向日軍傳遞情報。

當時，元朗日本司令部漢奸翻譯「林老虎」借日軍勢力橫行霸道，當地鄉民對他憤恨不已，此外他對游擊隊有所了解，常向日軍獻計攻打游擊隊。除奸小組隊員便喬裝打扮、埋伏在公路上，活捉了「林老虎」，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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