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陆剑宝：?林郑政纲既有远见又脚踏实地

特首选举是香港重要的政治活动，事关未来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民生等项事业。在港英时期，政府班子只是充当行政的角色，一切高层决策均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在“港人治港”的当下，以特首为代表的政府班子要逐渐告别传统的执行角色，除了能脚踏实地执行政策，亦要懂得高瞻远瞩制定政策。新一届特首即将产生。暂时撇开政治利益制衡的因素不谈，特首的施政纲领起码具备两重意义：第一，体现新任特首及其团队除思想觉悟和性格品质外，其施政方针和能力之所以优胜的地方。第二，除一千二百名选委外，纲领旨在让更大范围的香港普通市民了解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发展有哪些值得期望的地方。　　　

　　转变传统“小政府”定位

　　目前的香港需要愿景。回归之后，董建华先生亦有“八万五计划”，认真总结个中经验，若果不是计划遇上金融危机和SARS的两重夹击，香港的土地房屋分配情况会比现在要好。我们并非要怀念所谓“美好的过去”，而是要重新描绘美好的愿景，给更多的港人看到新的希望和追求。而新一届特首和政府班子应担此重任。

　　香港新愿景──“紫荆园计划”。施政纲领除了是竞选纲领，亦是未来五年新上任特首施政的参考蓝本。因此，竞选纲领应投入更大的团队和精力，力求对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施政做好规划。

　　首先是纲领的总体愿景和主旨。笔者认为，可以重新设计一个“紫荆园计划”作为香港的总体愿景。这个计划的推出，在“港人治港”和社会民生问题累积的新形势下，可谓正适逢其时。“紫荆园计划”应起码包括但不仅限：香港如何做大做强本土经济？如何拓展与内地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版图？如何集中精力处理香港主要的民生问题和社会思潮？

　　施政纲领核心领域的选择。政府作为传统的“小政府”定位，一直主张不干预市场。其实不然。仅就土地房屋政策而言，从“高土地价格”到“限制卖地”就可以窥出其实政府与市场经济并非完全隔离。在“港人治港”的制度安排下，特首首先要带头转变角色，有选择地介入到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特别是在“再分配”议题上，政府角色可以更鲜明一点。

　　有鉴于目前财政收入只有卖地、利得税、薪俸税和印花税四种主要收入来源，而财政支出却牵涉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投入，而要选择五年内可以重点突破的领域着力。在经济发展方面，基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一带一路”两个可以和内地经济结合的途径，可以在专业服务拓展特别是金融领域有所突破。在本土新兴经济培育方面，集中资源投入以培育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创新及科技园应是无较大争议的，接下来就是加快推进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困扰港人的仍然是房屋问题，新一任特首能否用五年时间组织团队只集中在房屋议题上争取大突破，这需要特首够魄力作出取捨。

　　施政纲领要上下一心。信任特首及其团队对纲领愿景应达成共识，“劲往一处使”。特首不一定要精于每个领域，但一定要善用每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若特首能团结一班有识之士共谋出路，并通过政府行政架构的优化协助实施，利用五年时间引导香港经济社会民生重回“跑道”应是值得期待的。　

　　让普通市民“感同身受”

　　特首带头“拆墙松绑”。首先，特首要意识到一些没必要的管治能消除就消除。例如一些歷史上沿袭的旧有制度在“港人治港”的背景下已经不适用。只要不涉及政治和体制变革，一些能促进香港经济民生更好发展的制度修正是有必要的。其次，特首应为制度重设保驾护航。制度修正会涉及利益再分配问题，只要是“惠及港民”的大是大非议题，应力排众议，全力推行，无所畏惧。

　　行政班子优化做事方式。林郑在初步施政纲领也提出此观点。政府班子沿袭了回归前的行政架构、行政范围和具体职能职责，改动甚小。但目前这种行政架构已经体现出其弊端甚至制约了施政效果。首先，在外围智库的合作上，可以通过决策谘询委员会的形式广泛吸纳“懂香港”的专家学者为施政出谋划策，听取各界专业的声音。其次，对行政班子进行决策能力提升培训，行政人员除了要懂业务，还要培养新环境下的面对创新挑战的决策力。最后，以创建“智慧香港”为契机，率先实行“e政府”，不合时宜的职能部门亦要考虑重组以提升行政效率，避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

　　施政纲领要“接地气”。在具体的政策措施设计中，要全面考虑香港现时内外部环境，推行的措施要真正“惠民”，不能“隔靴搔痒”。

　　在经济建设方面，如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如何发展大屿山桥头经济和打造航空新城为更多港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居住机会，都要细化规划和亮出时间表。如深圳前海自贸区建设里有很多港人港企参与其中，相关的通关便利化、两地互认等政策配套应作出实际的安排。如河套地区创新及科技园建设，在平台建设、园区运营和进驻企业方面亦可以给出较为清晰的计划。在社会民生和收入分配方面，如林郑初步施政理念提出的五十亿元支持教育，那么之后的细化纲领是否可以介绍五十亿元的财政拨款来源、预期投入领域、预期的成效等等。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大部分关注香港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有识之士，普通市民亦能够“感同身受”。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后、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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